“牛奶河”，悬赏邀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等各种环境污染事件不断上演。而多年前，为破解环保行政中存在的种种难题，环保总局“升格”为环保部，级别的上升和权力的扩大也一度被公众寄予厚望，而其发起的“环保风暴”也好评不少，但中国的环保压力也并不因此大为缓解，因环境维权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屡屡发生。这责任通常就在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暧昧的关系中。
     　一方面，一些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，却没走科学发展的道路。无论是追求政绩还是改变落后局面，让一些污染企业落户当地，最后青山绿水成为“穷山恶水”。这就是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的老路。据东莞环保相关人士透露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增长、保税收、保就业，一些地方不忍、不愿对污染企业出重拳，甚至无形之中成了它们污染的“保护伞”。另一方面，企业片面追逐利润，缺乏道德的血液，逃避环境和资源的成本：有些是坚持落后和污染的生产方式，拒绝升级为更环保、更科学的技术和设备；还有些是明明有污染处理技术和设备，但为了节省开支而不使用，让污染祸害地方。
        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“一唱一和”，最终让群众忍无可忍，大量涉访、涉诉的案件都与此有关。只有到了众多媒体曝光、国家领导批示，地方官担心乌纱帽，污染企业担心证照，甚至还有民事、刑事责任临头才表现出痛下决心、认真整改的样子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而言，都把污染的板子打在环保局长的屁股上也有不尽合理之处。但是，政府部门也难辞其咎，他们更重要的责任在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。因为对于一个美丽中国而言，它作为中国梦的一部分不能仅仅停留在梦想的层面。
          要转变经济生产方式，调整产业结构当然毋庸置疑，但是这可能要一个长期过程。十八大报告提出，要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、考核办法、奖惩机制。就此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，必须着眼于环保体制机制的改革，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当前的环保困局。具体而言，一是环保部门的权限可以放得更大，其管理权限往上收从而隔离于地方利益，对一些污染项目、污染企业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力，但与此同时，对他们的监督也要更加严厉，因为近五年来一些地方曾都发生多起环保系统腐败窝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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